打赢脱贫攻坚战，对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

➤脱贫攻坚产生的巨大溢出效应，给贫困地区农业、农村、农民带来革命性巨变，这种巨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城乡格局和经济地理版图

　　2021年，随着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记者近期深入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沂蒙山区等东中西部脱贫县区，全面了解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展、成效与难点、痛点。

　　调研发现，在脱贫攻坚产生的巨大溢出效应推动下，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有关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在脱贫之后，需进一步强化系统观念审视和定位“三农”，创新方式方法，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积极巩固脱贫基础 全面推进有效衔接

　　2021年以来，我国脱贫地区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作为首要任务，同时按照中央相关方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完善乡村振兴制度设计，分类分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方面，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稳固脱贫基础、牢守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地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山西大同市，将因家庭无劳动能力、因病、因残、因学、因务工不稳、因产业项目失败等未消除返贫风险的2911人列入重点跟踪监测对象；大同市云州区互通互联14个行业部门数据，开发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系统”，通过1个平台、2种方式、3色预警、4级管理，覆盖全区所有农户，实现“挂图作战”，动态精准监测返贫问题并及时采取帮扶措施。

　　吕梁山区的山西忻州市及时了解监测对象风险变化情况，对全市10345户脱贫不稳定和边缘易致贫“两类户”全部实现了预防性帮扶措施全覆盖。乌蒙山区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通过省乡村振兴云系统线上发布预警名单，开展走访排查共8期25037人，累计核实了解25037人，处置率100%。

　　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底，全国共认定防止返贫监测对象500多万人，其中78%以上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调研中，贫困地区受访干部群众对筑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信心十足。

　　大同市委常委、副市长龚孟建说，按照目前情况和措施看，不会发生规模性返贫现象。地处吕梁山腹地的山西娄烦县委书记李树忠说，脱贫之后各地不断谋求各种产业发展，促进群众收入提高。在乌蒙山区，有28.6万人脱贫的贵州省织金县，农村年人均收入超过了1.1万元。

　　另一方面，筑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同时，脱贫地区积极谋划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所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高质量摘掉了千百年来的贫困帽子后，2021年被确定为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

　　当地先后制定《花垣县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方案》《关于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县工作方案》等文件，全面实施党建引领、产业就业富民、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六大行动”，开始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横跨燕山-太行山、吕梁山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山西省，科学划分先行示范、整体推进、重点帮扶三类县，初步建立起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相适应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社会动员和考核监督体系。

　　记者调研发现，从东到西，从北至南，已脱贫地区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分类分级，积极发展特色产业，稳固提升基础设施，全面布局乡村振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振兴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2020年11月12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下茹村，果农在采摘脐橙。周密摄

　　六大溢出效应助力乡村振兴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不只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发展面貌，还激发了制度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精神道德等层面的深刻变革，产生多层面的溢出效应，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澎湃动力。

　　其一，脱贫攻坚战淬炼形成了成熟高效的系列工作机制和领导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借鉴的制度成果。

　　脱贫攻坚中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工作局面；实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摒弃“大水漫灌”，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策略，避免“大炮打蚊子”；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推动省市县各层面结对帮扶，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组织开展定点扶贫，所有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都有帮扶单位；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

　　这些在脱贫攻坚中形成的领导体系、工作机制和组织模式，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引领保障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立足新的实际充分加以借鉴、复制、推广、应用，这些制度成果将转化为振兴成效。

　　其二，脱贫地区组织建设扎实有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借鉴。

　　送钱送物，不如送个好支部。脱贫攻坚期间，各地集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农村党支部能力、威信空前，战斗堡垒作用充分显现。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大规模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党员干部帮扶贫困户、扶贫工作队长期吃住在村、党建促脱贫攻坚等举措，将一度疏离的干群关系重新拉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得到明显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通过在扶贫一线驻村锻炼，领导干部对于如何解决复杂问题、如何真正践行群众路线、如何有效动员群众以及如何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有了全新认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这些都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也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其三，脱贫地区产业培育初具规模，县域经济发展基础较以前大为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动能充沛。

　　定西土豆、赣南脐橙、洛川苹果、武乡小米；电商进村、直播视频……脱贫攻坚期间，全国832个贫困县传统特色产业进一步提升，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很多地方都实现了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

　　国家乡村振兴局2021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入库产业项目达到20多万个，涉及资金1300多亿元。

　　除了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各级政府对贫困地区交通、科技、教育、产业等多方面的超大规模投入，县域内数以万计人员的移民搬迁加速城镇化进程，均为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进入贫困地区提供了平台载体，也加快推动了交通、物流、通信等配套设施的升级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这些成效，显著增强了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韧性，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与容量，脱贫地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其四，脱贫地区人才孕育初显成效，大量“领头雁”“带头人”在乡村一线涌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

　　位于沂蒙山区的山东泗水县东仲都村，3年前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干过建筑工程和室内设计的田彬返乡后，以合伙人招项目、用项目招“合伙人”，投资3000余万元，把村子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目前，泗水县已招募173位合伙人，促成项目146个。

　　在各个脱贫县区，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素质高的农业人才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得到锤炼，成为各地的产业“领头雁”、管理“带头人”，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其五，脱贫地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制约和掣肘变少。

　　在各个脱贫地区走访，处处可见道路通达、房屋翻新、水电网齐备、医教养保障的场景。数据显示，脱贫攻坚期间，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790万户、2568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套，960多万人挪穷窝。

　　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联合推动，进一步改善了脱贫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使得脱贫地区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大为提高。

　　其六，脱贫地区群众的奋斗精神与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充分激发，精神面貌与内生动力焕然一新，进一步凝聚了发展共识。

　　脱贫攻坚期间，通过强化“扶贫”与“扶志”“扶智”共同发力，不仅对贫困群众开展生产生活帮扶，更对其思想观念进行改造，对其自我发展能力进行培育，加上不同地区各类激励约束机制，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勤劳致富、奋斗致富的观念在农村进一步强化，农民的集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在党的领导下自己谋发展的内生动力得到明显提升，推动乡村振兴、进一步创造美好生活逐渐成为共识。

　　重新审视和定位“三农”

　　受访干部和专家表示，在脱贫之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要坚持系统观念，充分认识和运用脱贫攻坚产生的巨大溢出效应，重新审视和定位“三农”，立足基层实际，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强化城乡融合发展等中央部署落实，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坚持系统观念，在“四化同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等战略全局和工作大局中，重新审视和定位“三农”，并以此来谋划脱贫地区的有效衔接特别是乡村振兴工作。

　　调研发现，脱贫攻坚产生的巨大溢出效应，给贫困地区农业、农村、农民带来革命性巨变，这种巨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城乡格局和经济地理版图。

　　以地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山西天镇县为例，脱贫攻坚中，当地把28个整村和58个插花贫困村的1万余人，搬到了县城的移民新区，并围绕移民新区，配套规划建设了轻纺陶艺园、食品加工园、恒宗药茶园三个产业园区，这直接将当地的城镇化率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使县域经济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全县城乡、区域发展格局。

　　多位受访者表示，乡村振兴绝不可“就农村谈农村，就农业谈农业”，不能将城乡割裂，需要强化城乡融合的理念，在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背景下充分挖掘城乡两种优势、两种资源融合发展的潜力，带动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山西大同市副市长龚孟建、山西娄烦县委书记李树忠等人说，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方方面面产生的巨变，必然会带来农村形态和乡村功能的巨变。乡村振兴中，必须立足这种巨变，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布局，重新审视和定位乡村功能，统筹考量需要建设什么样的农村、城镇化如何推进、新市民如何安置、城乡资源如何统筹配置等问题。乡村能否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能否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推进，城市与乡村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立足、围绕、适应“三农”领域出现的变革，发扬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经验、吸取教训，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农村实际状况、农业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强化顶层设计。

　　政府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政策支持调动了大量资源和力量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一方面继续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制度供给释放乡村振兴的内生动能。另一方面，在促进乡村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要素资源在乡村集聚的过程中，应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源禀赋，实现稳定、可持续的致富，最终实现“能放手”。

　　专家建议，在产业发展、文化建设、人才培养和引进、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投融资等方面建立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振兴模式，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的村庄，采取不同的振兴模式和政策措施。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理念、认识、机制、规划、措施等方面更加实事求是、更加前瞻系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避免出现短期的修修补补、形式主义、盲目快进，以及投资浪费、“翻烧饼”、低效无效等问题。

　　受访干部和专家表示，面对目前暴露出来的振兴“新痛点”，必须提前思考、审慎谋划、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消除，避免后期形成大的谬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表示，脱贫地区产业发展要立足当地的资源优势，打造特色产业，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的脱贫人口受益机制，要让脱贫户变成长期受益者，帮扶脱贫户自己发展产业，不能过于看重短期效益，要有长线思维。左停表示，对于部分偏远山区乡村人口减少，带来“无人可用”“无人可选”等现象，也应平常看待，曾经一度人进自然退，现在“人退自然进”，自然导致公共服务和村民自治的目标功能在缩减，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中心村，集中垃圾公共服务污水处理等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做到效能最大，有效避免浪费。